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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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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虛假承諾“斡旋”該定何罪
來源:發布時間:2019-12-27點擊率:1971次

案情:張某,A區某派出所副所長。2018年1月初,張某在朋友飯局上與某運輸公司總裁李某相識。席間,李某得知張某曾在A區交巡警支隊擔任副支隊長,詢問李某是否認識A區交巡警支隊現任支隊長王某。張某謊稱和王某相熟,李某遂提出希望張某找王某幫忙處理公司貨車年審問題,張某應允。幾天后,李某到張某辦公室,將一個裝有3萬元現金的信封送給張某。事后,張某將3萬元用于償還個人債務,告知李某事情未辦成,3萬元暫時無法歸還,李某遂向A區監察委員會舉報。

分歧意見:本案張某的行為該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張某本身不具備相關職權,在不認識國家工作人員王某的情況下,作出虛假承諾,虛構可以通過聯系王某給行賄人李某謀取利益的事實,騙取李某財物,應認定為詐騙行為。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李某基于張某真實的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以行賄目的提出“斡旋”請求,張某向請托人作出“斡旋”行為承諾,且張某具有利用職務便利實現“斡旋”的現實可能性,故張某的行為已經侵犯了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其承諾內容雖然虛假,但不影響其構成斡旋受賄犯罪。

評析意見: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張某的“斡旋”承諾使行賄人產生信任,系利用了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侵犯了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按照刑法第385條“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和第388條“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規則,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既包括國家工作人員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不可收買,也包括本人利用職權或者地位可以對其他國家工作人員所產生的影響力的不可收買性。本案中,李某明確知道張某本人沒有處理公司貨車年審問題的權力,但相信張某的“斡旋”承諾,顯然是基于張某現任A區某派出所副所長、曾在A區交巡警支隊擔任副支隊長的職務,相信張某可以通過與區交巡警支隊現任支隊長的關系辦好請托事項。同時,張某在李某提出請托事項時,必然知道李某希望自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條件,通過王某辦成請托事項。因此,張某作出“斡旋”承諾,系利用了本人的職務便利,李某向張某送3萬元錢,看中的也是張某的職務對王某可能產生的影響,這種交易無疑侵犯了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

其次,張某承諾“斡旋”的對象未超出其利用職權或地位可以實施“斡旋”行為的范圍,行賄人沒有產生錯誤認識。斡旋受賄中的賄賂,是指斡旋行為的對價,而不是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對價,張某雖然虛構了認識“斡旋”對象的事實,但是否使行賄人產生錯誤認識,要區分具體情況。如果張某虛構斡旋“對象”大大超過其職權和地位可以接觸和影響的范圍,如虛構斡旋“對象”是市公安局局長、市領導等,要使行賄人相信其斡旋能力,必然虛構所謂“特殊關系”等內容,此時真正使行賄人陷入“權錢交易”錯誤認識的,不是張某利用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可以實施的斡旋行為,而是與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關系”等其他虛構事實,與其本人的職權和地位關聯性并不大,此行為應當認定為詐騙。而本案中張某虛構的斡旋“對象”王某,是張某的職權和地位所能影響的,行賄人也是基于張某職權和地位所形成便利條件而產生“權錢交易”的期待,并沒有陷入錯誤認識。

最后,張某“承諾”實施“斡旋”行為,即可認定“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否真正實施不影響定性。依據《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只要具有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之一,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本案中,張某應允行賄人李某提出希望其找王某幫忙處理公司貨車年審問題,并收受李某3萬元行賄款,其意思表示和實際行為相結合,足以認定張某承諾實施“斡旋”行為。至于張某是否真實實施承諾的行為,并不影響對張某“斡旋”受賄性質的認定。

(作者單位: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檢察院,重慶市江北區監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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